2026年5月7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著名考古学家白云翔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，享年70岁。消息传来，考古学界痛失一位学风严谨、视野开阔的领路人。白先生毕生耕耘于田野之间，沉思于案牍之前，以其深厚的学养与开拓性的研究，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从田野出发，奠定一生学术根基
白云翔1955年生于山东淄博，1978年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，便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，从此与黄土和遗迹结下不解之缘。他的考古生涯，始于最基础的田野工作。甫一入职，他便参与组建考古队，奔赴陕西、甘肃的泾渭流域，常年在新石器时代与商周时期的遗址间跋涉调查。从甘肃庄浪的徐家碾墓地，到陕西长武的碾子坡遗址，西北的黄土地见证了他从青年学者成长为田野领队的扎实足迹。
扎实的田野经验，为他日后宏大的学术构想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。2002年至2010年，作为考古领队，他主持了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。这项持续多年的工作，如同一次精密的时空解码，清理出了南越国宫殿的基址、珍贵的汉代简牍，以及跨越两千年的历代文化堆积。这项成果不仅极大推进了对南越国历史与广州城市发展史的认识，其遗址本身也在后来入选了中国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。白云翔曾指出，考古学的使命在于增强历史信度、丰富历史内涵、活化历史场景，而他身体力行的田野工作，正是对这一理念的最佳实践。
开创“手工业考古”：从器物研究到学科构建
如果说田野考古是白云翔学术大厦的地基，那么“手工业考古”的提出与构建，则是他最为人称道的学术创见之一。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初，对古代器物的研究便是核心，但这些研究往往依附于具体的遗址或时代。白云翔敏锐地意识到，古代手工业作为前工业时代与农业并重的两大生产部门，其遗存——包括作坊、工具、产品、废料等——应当成为一个系统性的独立研究领域。
他发表了《手工业考古论要》等一系列奠基性论文，首次清晰界定了这一分支学科的内涵、范畴与方法体系。他将古代手工业遗存从附属性的“器物”研究中剥离出来，将其提升到与“农业考古”、“城市考古”等并列的学科高度。为何要专门提出“手工业考古”？白云翔认为，考古发现中的绝大多数遗物都是手工业制品或与之直接相关，考古学本身便是从研究这些“古物”发端。系统研究手工业，不仅能更全面地复原古代社会的生产图景与经济脉络，也是理解技术发展、社会分工乃至文明进程的关键钥匙。
这一开创性研究，极大地拓宽了中国考古学的视野，推动了考古学与科技史、经济史、材料科学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。它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、极具活力的维度，其影响深远，树立了行业内的研究标杆。
跨越山海：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阐释
白云翔的学术视野从未局限于国界之内。他是中国中外文化交流考古领域的重要开拓者，尤其在秦汉至隋唐时期东亚地区的文化互动研究上成就卓著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他已关注唐代中日韩之间的交流。步入新世纪，他的研究愈发深入，围绕先秦秦汉时期的中日、中韩交流，汉王朝与中亚的往来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等主题，发表了大量见解独到的论文。
其中，他提出并不断完善“环黄海之路”的学说，尤为学界所瞩目。这一理论着眼于环黄海区域的古代文化交流网络，为理解东亚文明早期的互动与融合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学框架。他的研究，不仅揭示了中华文明对外部的技术、文化与制度的辐射，也细致剖析了外来文化如何被吸收、改造并融入中华文明肌体之中。通过将手工业考古的精细分析与中外交流的宏观视野相结合，他深刻阐释了文明在互动中发展、在互鉴中繁荣的历史规律。
在谈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时，白云翔曾深刻指出，这一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息息相关。他的考古学研究，正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，为这一宏大历史叙事提供了坚实而鲜活的证据。
师者本色：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朴素坚守
除了是一位卓越的研究者，白云翔也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老师。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后受聘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，回归母校培育后学。他常谦称教学是自己的“副业”，是“业余先生”，但对待这份“副业”的认真程度，却丝毫不打折扣。
他给每一届新生上的第一课，主题永远是“谈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”，始终将立德树人置于首位。他尊崇唐代韩愈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的古训，尤其重视对学生们“做人之道”的引导。在他朴素的教育理念里，目标是让学生“学着做个好人、学点儿真本事”。他相信，学术事业薪火相传，学生的成长关乎学科的未来。这份对后辈的严格要求和深切期待，体现了一位学者对学术传承的深沉责任感。
白云翔先生的一生，是探古求原、知行合一的一生。从黄土垄中的细致发掘，到学术高峰的勇敢开创，再到文明对话的宏大思考，他用自己的脚步与笔触，不断拓展着考古学认知的边界。他的离去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，但他所开创的学术路径、所秉持的治学精神，将继续指引后来者，在重建古代世界的道路上坚定前行。他的学术遗产，如同那些历经岁月打磨的珍贵遗存，将持续焕发光彩，启迪后人。